旧世界的叛逆者 新世界的拓荒人
1918年秋，河源县的阮啸仙和紫金县的刘尔崧，相聚于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专科学校（简称“甲工”）——也就是今天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在这里，他们从一个满怀报国救亡热情与理想的少年，成长为既有思想、又有行动的革命斗士。他们就读“甲工”的第3年，龙川人黄居仁从打工的佛山工厂考取“甲工”。青年时代的“东江三杰”相会于此，开始了他们不平凡的人生。
从县城到省城 打破思想的局限
阮啸仙、刘尔崧就读于“甲工”时是1918年，此时距离辛亥革命已有7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国人热情地掀起“实业救国”运动。这“实业”，工、交、商、矿、农、林、渔、牧各业无所不包，“实业则以工商为最”（《时报》1912年5月2日），这是效法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走西方工业现代化的道路。
早在河源县三江高等小学读书的阮啸仙，满腔希望地在作文中写道“振兴教育，振兴工业、农业、商业”和讲求“足兵之道”，认为能以此救国。当时的河源，工业不振，只有少许手工业，商业很落后。1912年，河源县城刘允中倡导种桑养蚕，在城西郊区（今卫星区）创办蚕桑试验场，从顺德引进蚕桑，育蚕地区扩展到20多处，有桑地1000多亩，逐渐推广到县内各地，效益很好。
虽则士农工商都在致力“救国”，而军阀之争在各地上演，拥袁（世凯）反袁的战争在河源进行，龙济光部队与欧阳俊部队在蓝口、横沥等地鏖战（1914年）。从阮啸仙的作文《学生知爱国之道说》、《费宫人论》中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阮啸仙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仍夹杂着忠君报国的想法。他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美好愿望，用心读书。
从山区县城来到繁华的广州，阮啸仙的眼界一下子变得更加广阔了。
1918年秋，阮啸仙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校址设在广州西村增埗的“甲工”。
民国初年的广州，以其得风气之先，正在慢慢往现代都市迈进，各种新思潮，无论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还是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亦称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抑或是马克思主义，都在广州激荡，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引发出人们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承载着这些思想的各种报刊，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民国初年，广州城发行的报纸达30多种，有《安雅报》、《七十二行商报》、《羊城报》、《国报》、《大同报》、《觉魂报》、《华严报》、《广州报》、《大公报》等，当时外地出版的报刊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政衡》等，在广州街头也随处可见。
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甲工”的学生，阮啸仙、刘尔崧等在课余阅读着大量报刊，留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出现的各方论战，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争，也让他们大开眼界，作出自己独立思考。
受哥哥刘琴西的影响，刘尔崧自小对国家大事十分关心。刘琴西已在1916年被选送到广州农林学校读书，回家时总向刘尔崧讲起省城的新鲜事，让刘尔崧对省城十分向往。
刘尔崧和阮啸仙一样，一心想着要工业救国，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甲工”，他决心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以报效国家。
因为相同的志趣与理想，阮啸仙和刘尔崧很快成了莫逆之交。跟他们两个很要好的同学，还有周其鉴和张善铭。4个青年学生经常聚在一起，并不是想着要上哪里玩，怎样创业，而是思考着国家的形势与前途。周其鉴来自粤西北广宁县的一个教师家庭，张善铭来自粤东山区的大埔县。他们自小目睹民生凋敝，劳动人民的苦难。如今聚在一起，对这苦难的社会，落后的生产力，还有这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社会制度进行讨论。
1919年4月上旬的一天，刘尔崧正在教室里咬着笔头思考课本上的练习题。
“尔崧，快来看，《每周评论》又发表了篇讲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阮啸仙从教室门外挥舞着一叠报纸，远远地朝刘尔崧说道。
“讲到俄国十月革命了吗？”刘尔崧在座位上站起来问道。
“有呀有呀，还说道《共产党宣言》‘恐怕马上要来到东方’。”于是两个同学肩并肩地坐在一处，看着研究着。
《每周评论》周刊是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前25期都是由陈独秀主编，一直在做反对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鼓动宣传，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除了阅读书报，他们还找来《阶级斗争浅说》、《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浅说》等小册子，如饥似渴地边阅读、边思考，边讨论。
思想上的转变，让他们具有了冲击现行体制的力量。
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4人，因为拥有了这种力量，在“甲工”学潮取得成功后，被称为“甲工”“四大金刚”。
他们行动了。
海枯石烂 报国之志不可移
“五四”爱国运动浪潮波及之处，有良知的学生们都站起来了。
这个时候，刘尔崧已是“甲工”的学生会主席，他与阮啸仙、周其鉴等同学一起，不顾学校森严的规章制度——但凡有“上闻政事，加入政党，干涉词讼者”，“任报界访员”（记者），都要被处分，他们在校内串连爱国学生，在校外宣传演说，投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反帝斗争中。
1919年5月11日，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联合工商学各界人士，在东堤东园广场召开国民大会。阮啸仙、刘尔崧等率“甲工”同学从增埗赶去参加会议。会后，阮啸仙、刘尔崧在游行宣传中恳切陈词，呼吁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不承认巴黎“和平会议”的相关决议，取消“二十一条”。
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遭受严重损害的时候，“甲工”同学们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
一直主动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阮啸仙，开始跟以往“读书救国”、“和平行事”的自己决裂，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一种不敢从事实际斗争的妥协行为，更谈不上什么救国。他要行动起来。
1919年5月30日，刘尔崧等人组织广州市3万多名学生举行抵制日货示威游行，口号中提到的“三大亡国公司”暨大新、先施、真光公司，早知学生们在抵制日货，表示给予大力配合，大新公司还挂出了“欢迎学生光临检查日货”的标语。在检查中，刘尔崧等查出一批日本草帽，学生们愤怒了，欲冲进公司彻底清查日货。老板急电当时的广东督军莫荣新和广东警察厅厅长魏邦平，警察赶到，带头与军警搏斗的刘尔崧等3人被捕。
阮啸仙、周其鉴等连夜组织数百名学生到警察厅请愿，要求释放无罪被捕的爱国学生。魏邦平出面答复，被阮啸仙义正辞严地诘问得理屈词穷，不得不答应连夜释放刘尔崧等3人。
但此场风波并未平息。莫荣新怎肯容忍有如此不和谐的言行？他与广东省长翟汪联名发出布告，要将“匪徒”“定予严拿，尽法惩办”。6月，魏邦平领命，指使“甲工”校长黄强诬蔑刘尔崧等学生的爱国行动是“聚众扰乱治安”，并开除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的学籍。
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甚感愤怒，又觉悲凉，决定要继续斗争下去。他们3人干脆去照相馆照了张合影，在相片后面题了一首诗：
莽莽大地，
哪块是我们的故乡？
济济众生，
哪个是我们的知己？
孤零零的几个人儿，
联成一气，
势利是非所为，
炎凉更非所知。
海可枯，石可烂，
此志不可移！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斗。开除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学籍的布告发出之后，引起了“甲工”师生的不满，他们罢教罢课，一致向黄强提出抗议。社会舆论纷纷谴责黄强这一无理决定。黄强担心一发而不可收拾，只得收回成命（罗可群、何锦洲《刘尔崧》）。
经过此次运动，阮啸仙等人认识到马列主义思想的巨大威力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他和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人一起，组织群众读书会，参加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阮啸仙成了“旧世界的叛逆者、新世界的拓荒人”。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大有价值的变动”，认为只有像“五四”运动那样，民众“一个一个发动起来，无论商工农士，都要出来争人格，谋自由，监督政府，干预政治，共和民国才有生气”（《阮啸仙文集》）。
“甲工”“四大金刚”打破学校当局的限制，积极联络主张搞实际斗争的进步学生，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为宗旨，于1919年6月17日成立了“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广州天官里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会长是张启荣，副会长是周其鉴，阮啸仙、刘尔崧、张殿邦作为骨干分子，分工负责，领导活动（《广东省大事记》）。通过学联会组织全市学生开展实际斗争，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打倒三大亡国公司”，发行《国货月刊》、《国耻》、《殷鉴》（写朝鲜所受日本的苛政）等小册子，斗争非常坚决。他们遭到武警镇压和学校开除，也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读书不忘救国 掀起“甲工”学潮
在这次运动中，阮啸仙认识到救国必先改善青年所处的环境。
阮啸仙认为，“我们青年，处在现在的环境，不消说的，不满意到万分，就想马上来改造它，来适应人生的需求，来达到我们的满意。改造!改造!是刻不容缓的了。”“改造学校问题，就是我们学生的责任。”
“甲工”是广东第一所工业学校，但学校高层思想固步自封，学生有半点异动都会被记过。1920年5月，学生们印发传单，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因传单里有鼓动工人直接行动的话，被学校当局当作异端而给予记过处分。对这种做法，“甲工”学生早已心生不满。
1920年8月，陈炯明当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专科学校委任新校长高仑。高仑上任后因循苟且且独裁专横，营私舞弊，校务废驰。
面对这样的情况，阮啸仙、刘尔崧他们岂能容忍！“甲工”学生成立了校友委员会，设有11个工作委员会开展改造学校的具体工作。阮啸仙任交际委员会主任，负责团结校内同学，联络校外组织的工作。丘鉴志、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黄兴发等分别任服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自治委员会、调查委员会、运动委员会的主任。
这个时候，17岁的黄居仁在佛山打工，还没考入“甲工”，因为“甲工”新一轮招生，要等阮啸仙他们要求作改变后，才会开始。
阮啸仙、刘尔崧他们要求改造学校。这次的改造，一波三折，牵涉的人物众多，官阶也高，风险很大，但他们毫不退缩，表示要坚持到胜利。
1921年4月12日晚，“甲工”“四大金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请校长出席答复。学生们指责学校当局校务废弛，设备残破，致使学生不能安心读书，要求接任黄强为校长的高仑作出改变，但高仑只是敷衍。于是，阮啸仙等在18日举行全校学生大会，要求撤换校长，改造“甲工”，作出三项决议：一、上书广东教育委员会，请愿设法整顿“甲工”教育；二、上书省长，请愿撤换校长；三、请校长自行辞职。以上三项，由各委员会主任分头去执行。
4月19日，“甲工”同学在校友会的组织下，列队前往省署和教育委员会请愿，陈述要求。省教育委员会在听取学生们的意见后，即于次日派视学员马文车等人前往“甲工”调查，“认定学生之要求正当，自应依照所要求之点办理”。为此，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亲自答复阮啸仙等人：于一星期内解决“甲工”的人事问题（陈善光《阮啸仙在甲工》）。
但事情远没这么简单。
（未完待续）
文/ 本报记者 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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