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废名真是比较晚,因为难读,《竹林的故事》《桃园》还略知一二,至于《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实在阅读疲惫。等毕业论文做《现当代小说的散文化创作》,分析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和王安忆的散文化小说创作,只好硬着头皮去读。
1927年,张作霖决定将北京大学改为京师大学堂,又说因为解聘了周作人,时在北大英文系读书的废名冲冠一怒,又无计可施,于是退学避居乡下。后来他以此为背景写下《莫须有先生传》,汪曾祺这样客气的人都说有点令人莫名其妙,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文人一场梦。中国文人从庄周到柳梦梅,都有梦遇的传统,而废名靠庄周近,语带禅机,也就更见曲折。他的老师周作人大加赞赏: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被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
我读出知堂先生的另一层意思,即是想哪儿说哪儿。废名的文字如水,既如水空灵,如水清灵,也如水放浪形骸,有一种潺湲,有一种从容,兴之所至的佻 ,无所拘束的任意。所以废名的小说可以做散文看,尤其是他创作的第一阶段,自然和人文在笔下营造出静寂的中国画意境。到后期如《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将道家哲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结合,从自然的流淌进入理性的思考。
汪曾祺说废名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作品有见道之言,很不好懂。废名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佛教兴盛之地,禅宗文化是废名对世界认知的一部分。进入北京大学,结识了胡适、周作人等人。胡适其时正在撰写中国禅宗史,周作人当时已开始研读大量的佛教经典,自诩为在家和尚。废名与周作人关系密切,沈从文在一篇写废名的文章中提到:周作人这种“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的绅士作风实在是有些“僧侣模样”。只不过相对于周作人的“僧侣模样”,废名走得太远,远到了周作人也声明不懂的玄学。所以周作人可以在红尘中喝一杯苦茶,而废名已经在禅房中深陷不起。
废名热是近些年才升温的,估计难有高温,毕竟他的作品并不多,何况他与红尘背道而驰的简淡清远实在是不合时宜。但是与废名在语言上和对自然的理解上,从两位当代作家中能看到共通之处,一是写《树王》《孩子王》的早年的阿城,还有一个是写《秦腔》《丑石》的早年的贾平凹,以古朴的田园风格,老辣中的枯寂,与废名一样,有一种不胜孤寂的美好。也许正是如此,废名始终有陶渊明式的出世倾向。其实也正常,每一个从传统的古中国走来的读书人,心里都有一个桃花源。
废名个性鲜明,其实还是寂寂无声。有种人,你在他身边盘桓良久,试图走近,却总有一层透明的隔阂。明白这一点令人绝望,有一种境界,无论是文字还是精神,我们注定无法企及。这也让我们暗暗松了口气,真到了那个境界,曲径通幽处,只看到红尘脚下远,禅房花木深,也是很无趣的吧。虽然心向往之,并不甘于舍身试之。
废名不总是晦涩的,比如他原叫做冯文炳,这个名字又亲切又寻常,为什么是废名?杜甫说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冯文炳反其道而行之,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读书人书生气,很容易受刺激。阿城说,文章是生活状态的流露。从这一点来说,这个穿着灰色长衫,戴着小圆眼镜,清癯安静的古中国男子是真实的。
唐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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