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凡琳和父亲、奶奶合影
“1972年9月1日,我成为了一名农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能教孩子们读书写字了,第一次听到孩子们叫汪老师,心里特别开心!”4月20日,刘凡琳拿起奶奶汪锡蓉的日记本,翻开第一页,轻抚着用钢笔写下已经泛黄的字。
对刚踏上三尺讲台的刘凡琳来说,教师这个职业是陌生又熟悉的。陌生在于经验尚浅,熟悉在于家庭环境的熏陶。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刘凡琳的奶奶、父亲、姑姑、幺爸、幺婶加上他,一家三代6人,先后从事教育工作。
快乐教书是他们的家风,对待学生抱有爱心、耐心是教书育人的原则。于他们而言,选择教师这份职业,既然最初不会犹豫,那么将来也必定不会后悔。
乐谈坚守 矢志不渝
在刘凡琳的记忆中,奶奶汪锡蓉是一个乐观而又特别认真的人。
上世纪70年代,汪锡蓉因村里缺少老师,成为荥经县六合乡的一名民办教师。由于条件有限,村小的教学条件非常差。
那时候的学校,可以说都是老师和家长们一起建起来的。用两条高凳做桌角,铺上一块长木板,课桌便完成了。用三块砖头做凳脚,铺上一块短木板,凳子就完成了。学生们上学时,都要从临时搭建好的桌下钻过,以防撞掉课桌和凳子。在汪锡蓉的印象中,三尺讲台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只存在于书本上的一个描述而已。
“尽管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奶奶依旧觉得日子很甜、很快乐,因为她能够从教师这个行业里找到自己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在汪锡蓉的日记里,经常会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记录以及对教育的思考。
“1978年,身边有像我这样的民办教师辞去了工作,因为每个月几元钱的民办教师工资,真的不能养家糊口。但我爱上了这份职业,爱上了这些纯朴的孩子,看着孩子们满眼的期待,我怎能忍心离去?庄稼误了就一季,孩子误了可是一生呀!坚守是我唯一的选择,家里的农活只有更加辛苦孩子的爸爸了。”汪锡蓉的日记里,承载着对于孩子们的爱。
而让汪锡蓉最引以为豪的,不仅有她教出来的学生,还有她的孩子们。
家中儿女一一收到师范校的录取通知书,每一次都让汪锡蓉倍感荣幸。
“农村山路泥泞,下大雨时河沟涨水,奶奶会在河沟边接送学生,让他们安全经过涨水的河沟。学生在学校病了,她会把生病的孩子送到当时的医疗站……”刘凡琳掰着指头,慢慢说着奶奶的过往,他在奶奶汪锡蓉身上学到的是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教育的执着。
不忘初心 发扬传承
提及为何会选择教师这个行业,不管是刘凡琳的父亲刘文贵,还是幺爸刘文桥,或是刘凡琳自己,都说不出具体原因。“可能就是觉得自己适合这个职业,家里人都是做这个的,自然而然也要做这个。”刘凡琳说道。
在他的心中,一直觉得老师是个庄严而神圣的职业,学生得听老师的话才行。也因如此,让刘凡琳从小就对家里教书育人的祖辈、父辈充满了敬畏。
“记得刚上一年级时,语文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说,‘回家叫爸爸妈妈帮你们听写’。因为是第一次听写,年幼的我理解错了老师的意思,认为是我念字词,父母拿作业本写。父亲告诉我,这听写是你写我念。我无论如何不相信他,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觉得父亲不是老师。”那时的刘文贵在很远的乡下教书,每天天没亮便出发,天黑才回来。因此,刘凡琳便对父亲作为老师这个职业没有概念,不相信他是老师。
最后,父亲刘文贵只得给同为老师的大姐刘文玉打电话,向刘凡琳解释清楚后,刘凡琳才相信“听写”是怎么回事。
之后,有机会去过父亲学校的刘凡琳更是对教师这个职业肃然起敬。“我上小学的时候觉得数学学起来枯燥乏味,像‘分数乘除法’的应用题,更是恼火,但父亲居然能将这个讲得有声有色,下课了学生都在缠着父亲继续讲。”刘文贵以其联系生活实际,引经据典的教学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受到学生欢迎。
“忠厚传家久”是他们家的家风。2016年,走上三尺讲台的刘凡琳,将家中的这一种教育传承精神继续发扬。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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