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2017年3月,佛山启动实施了城市治理三年行动计划,《佛山市公共服务优质化三年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同步印发,提出了要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化。公共服务优质化有哪些要求?佛山又该如何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近日,佛山日报记者就该议题专访了广东省社会创新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左晓斯。
左晓斯认为,佛山要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化,首先要突出重点,补齐教育领域的短板,尤其是要提升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水平。同时,政府要理清公共服务各相关方的责任关系,明确政府是终极的责任主体,但不一定是服务供给的主体。佛山要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充分利用财政和政策两大杠杆,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公共服务。在此过程中,也要允许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通过公共服务来获得相应的利益或回报,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保有服务社会的热情。
公共服务从均等化
向城乡一体化升级
佛山日报:您是顺德区第三届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据您了解,佛山在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化领域做了哪些探索?又有哪些提升空间?
左晓斯:佛山自2009年积极推动落实《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以来,目前实现了教育现代化、社会保障全覆盖、医疗卫生服务布点全方位完善。当前,佛山的基本公共服务,正处于从均等化向城乡一体化升级的阶段。
在此基础上,佛山提出了到2019年,建立起全覆盖、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服务基本均等和发展共享。这一目标很有针对性,也很有发展空间。
佛山日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提升公共服务的“四化”水平上,佛山有哪些方面可做?
左晓斯:一般来说,社会治理主体主要分成三大门类,分别是广义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是一个新的提法,也表明了我们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各级政府、专业机构、民间组织,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共服务的主体。
在法治化方面,我国社会组织领域的相关法律有很多年没有修订过,也有很多空白,公共服务方面的专项立法也显得不足。社会组织应该有什么权责和保障都没有相关规定,在法治化上大有空间可做。
智能化方面,佛山不仅要做好公共领域的智能监控体系,更要建立平台,尤其是数据共享平台。比如公安、卫计、工信部门之间的数据要先实现共享,政府部门之间要先实现共治。
专业化要求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当前广东的社工组织发展迅速,但是社工群体的年龄偏低,年轻人能否处理好社区的老人照料、家庭矛盾等较为琐碎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专业机构以及专业人员的培训,在这个领域上,佛山可做的事情很多。目前,上海已经在推广“全科社工”模式,做到了“一人受理、全程办理”,值得佛山借鉴。
创新职业教育体系
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佛山日报:《行动计划》提出,佛山要创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您看来,佛山达成这一目标,应该如何发力?
左晓斯:佛山要推动佛山公共服务优质化,首先在供给水平上要有所提高。在教育领域,广东的短板主要在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佛山作为制造业大市,解决教育领域的矛盾尤为迫切。
在学前教育领域,政府虽在公共财政上有一定的投入并在持续增加,但是学位的供给与需求的上升速度并不同步。过去我们偏重民间投资,民办学前教育蓬勃发展,但是优质的学位供给不足,也就导致了普通居民和外来工的子女难以百分百获得优质教育。
在职业教育领域,佛山当前还不足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要实现教育优质化,就要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希望佛山能在职业教育上更有作为,这也是佛山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所急需的。
佛山日报:最近几年,佛山也在大力推动职业教育,还提出了要适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创新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于提升佛山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您有何建议?
左晓斯:中国当前的职业教育仍然是脱胎于传统的高等教育,主要问题在于学校与企业的关系不够密切,教育体系与工业体系是分离的。尽管政府一直推动企业与学校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外生的压力,而不是内生的动力。
在国外,很多职业学校都是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办学,或者由企业直接办学。这样一来,不仅能培养更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学生的职业前景也更为乐观。佛山可以在学校的办学机制上有更多的创新探索。
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招生到学生培养,再到就业,是一个完整的改革链条。要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进入这个领域,也需要全社会共同提升职业教育的层级和地位,让职业学校的老师、学生获得尊重和认同。
以多元化供给机制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化
佛山日报:佛山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机制,逐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并举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您看来,这种供给模式的优势在哪?如何更好推动这种供给模式在佛山落地?
左晓斯: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实现共建共治,符合我们提倡的社会治理社会化的方向。政府是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但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应该更多是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才能更好实现资源的高效率利用。
从全世界来看,公共服务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及地区,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大趋势。比如香港的公共服务专业性和针对性很强,他们很多都是由专业社会机构去完成,按照市场原则去配备资源。
佛山日报:《行动计划》 提到,要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公平开放公共服务准入,支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在此过程中,又该如何协调好公益性和社会组织趋利性之间的关系?
左晓斯:这就要求政府要协调组织好社会组织和服务提供人员的基本利益。我国缺乏保障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的经济权益及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要吸引更多的优秀组织及人才进入这个领域,就要从制度和政策上明确他们的社会地位。
上海在这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当地明确了社会组织和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地位,并增加了社工类的编制,规定社工类工种的待遇标准不低于平均工资水平。正因为社会组织有足够的保障,所以能确保他们运行的公益性。
专家介绍:
左晓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公众参与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社会创新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社会工作学会秘书长,顺德区第三届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城乡社会学、旅游社会学、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规划与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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